玛格丽特·杜拉斯(1014-1996)是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女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艺术家。她于1914年4月4日出生在越南嘉定,父母都是小学教师。她四岁丧父,童年的苦难和母亲的悲惨命运影响了她的一生。 杜拉斯十八岁时来到巴黎求学,获巴黎大学法学学士和政治学学士学位,从1935年到1941年在法国移民部担任秘书,并与罗贝尔·安泰尔姆结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安泰尔姆曾被关进集中营,后来他娶莫尼克为妻,直到1990年去世。
杜拉斯以小说《厚颜无耻之辈》(1943)开始她的文学天涯。她的作品不仅内容丰富,体裁多样,而且尤其注重文体,具有新颖独特的风格。她早期的小说《太平洋大堤》(1950)充分反映了童年时代的贫困生活,还有不少作品也是以印度支那的社会现实为题材的。《直布罗陀海峡的水手》(1952)等充满了镜头般的画面和口语式的对话,因此,大都被改编成影片;后来的小说如《塔吉尼亚的小马》(1953),《琴声如诉》(1958),《洛尔·V.斯坦的迷醉》(1964)等则善于打破传统的叙述模式,把虚构与现实融为一体,因而使她一度被认为是新小说派作家,其实她的小说只是在手法上与新小说类似,重视文体的诗意和音乐性,但在构思方面却大不相同,她在作品中描绘贫富对立和人的欲望,是在以独特的方式揭露社会现实。杜拉斯在戏剧和电影方面同样成就卓著,她分别在1965、1968和1984年出版了三部戏剧集,在1983年还获得了法兰西学院的戏剧大奖。作为法国重要的电影流派“左岸派“的成员,她不仅写出了《广岛之恋》(1960)、《长别离》(1961)这样出色的电影剧本,而且从1965年起亲自担任导演,从创作优秀影片《印度之歌》(1974)开始,每年都有一两部影片问世,而且有不少获得了国际大奖。
杜拉斯的六十余种作品始终拥有广泛的读者和观众,其中最著名的是杜拉斯在七十岁时发表的小说《情人》(1984)。在这部十分通俗的、富有异国情调的作品里,她以惊人的坦率回忆了自己十六岁时在印度支那与一个中国情人的初恋,荣获了当年的龚古尔文学奖,并且立即被译成各种文字,至今已售出250万册以上,使她成为当今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法语作家。后来在得知她的初恋情人死去的消息以后,她又把《情人》改写为《北方的中国情人》(1991)。尽管小说中与她有关的人都已去世,她的回忆已无所顾忌,笔触也更为大胆,用在情人的生理方面的笔墨远比《情人》要多,对****、同性恋的描写也达到了赤裸裸的程度,但是她始终没有说出她的初恋情人的名字,只是用“她”来代表少女,用“中国人”来指她的情人。
重读杜拉斯(安妮宝贝)
基本上是不喜欢看外国文学的人。因为不喜欢中文译者的某些风格。总觉得翻译过后的文字,象隔在玻璃后面的花朵,闻不到它在风中轻轻飘散的气息。独特的。无法被视觉涵盖。
比如川端康成。我觉得他的文字应该有一种冷寂的艳丽。可是每次在书店翻到他的作品,心里总是失望。很久以前看他的那篇古都。印象很深是那段描写两姐妹一起度过的唯一一个夜晚,清晨的时候面对着分离。一段短短的景色描写。是清晨下起来的细细的雪花。看的时候,自己先把那段翻过来的中文改了一下。里面的意境,能体会的心,已经跨越了单纯的文字。
但是我无法拒绝杜拉斯。她的两本情人是我喜欢的。比较偏爱的是纪应夫译的那本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简单,直接。有着钝重激烈的冲击力。视觉和想象都有。让人沉沦。
重读杜拉斯,在一个下雨的深夜。
突然想到有些东西是可以流传很久的。在一些相通的灵魂里面。它是生生不息的。
城市的声音近在咫尺,是这样近,在百叶窗木条上的摩擦声都听得清。声音听起来仿佛是他们从房间里穿行过去似的。我在这声音,声音流动之中爱抚他。大海汇集成为无限,远远退去,又急急卷回,如此往复不已。
我要求他再来一次,再来再来。和我再来。他那样做了。实际上那是要死掉的。
他对我说,他一生都会记得这个下午,尽管那时我会忘记他的面容,他的姓名。
吻在身体上,催人泪下。也许有人说那是慰藉。我变老了。我突然发现我变老了。
我对他的爱是不可理喻的。这在我也是一个不可恻度的秘密。
我爱他,也许永远这样爱他。这爱不可能再增加什么新的东西了。
那时我竟忘记了有死。
湄公河。河水在稻田里蜿蜒流淌。
文字在杜拉斯的笔下,自由飘忽。她可以随意地变换人称,变换叙述的时间顺序。相同的是一种绝望的张力,始终紧紧地绷在那里。无法松懈的阴郁和悲凉。她一生被酗酒和情欲所困。
可往事是这样的清晰。爱过的男人。他的气息和皮肤的触觉,还在她的心底。
15岁的白人女孩,穿着旧的丝质连身裙和金边高跟鞋,梳印第安人的麻花辫,涂着口红。
贫穷,有放肆的眼神。然后在渡轮上遇见来自中国北方的男人。
宿命的阴影,笼罩着一生。
绝望的性爱。无言的别离。
杜拉斯写尽了爱情的本质。
不会再有更多。
就好象深爱一个人。到了尽头。突然发现自己如此孤独。
那天晚上,去
图书馆找一本关于瑜珈的书。雨停了,空气中还有潮湿清凉的雨滴,天空是一种奇异的颜色。很空寂的蓝。翻涌着大朵暗黑色的云朵。贯穿城市的江流终于显得平静。
大街上行走着一些陌生的人在我们生命的某处,总是有一个人会出现。也许肌肤相亲。
也许又彼此遗忘。可是时光的尽头,留下往事。好象一道伤疤。
或者是温柔。或者是疼痛。或者是他遗留在身体深处的一滴眼泪。
在生命的延续中轮回。
15岁的杜拉斯在回法国的轮船上,看着中国男人的汽车急速驶去。
最后汽车看不见了。港口消失了。接着,陆地也消失了。
她闭上眼睛。
她再见不着他了。
在闭上眼睛的黑色世界里,她又闻到了丝绸,皮肤,茶和鸦片的气味。
分离。永远的离弃。
我们在热带爱情里发疯(洁尘)
5月中旬,去了一趟越南。他们的雨季快来了,空气里充满了湿润的咸,吸到嘴里,像刚刚喝完一口鲜美的冬瓜连锅汤。
我随身带了一本杜拉斯的《情人》,呆在越南的那些天里抽空把这个看了许多遍的小说又看了一遍。我很费力地寻找以前我从书里、从电影里得来的关于印度支那印象的对应点。雨季前夕的越南十分凉爽,没有我向往的炎热,那种滋生出疯狂欲念和绝望爱情的炎热;只有在用餐时,那些个长长的桌子,那些被吊扇旋转出的墙上的忽明忽暗的光影,让我有机会向杜拉斯笔下的印度支那似的沉默、犀利、阴郁靠近一点。
百叶窗是我有关越南最大的一个情结。《情人》中有一段是写情人的房间的,我熟悉且偏爱,“......房间里光线很暗,我们都没有说话,房间四周被城市那种持续不断的噪音包围着,城市如同一列火车,这个房间就像是在火车上。窗上都没有嵌玻璃,只有窗帘和百叶窗。在窗帘上可以看到外面太阳下人行道上走过的错综人影。过往行人熙熙攘攘。人影规则地被百叶窗横条木划成一条条的。……”我尽量将我所能目睹的百叶窗都记住。它们都是关着的,像法国少女和中国情人的房间那样关着。我想象中的异族之间的爱情在里面发生。不明就里的那种爱情。
有爱情发生了:在河内的一个晚上,在一个小酒馆里,在我和越南老板还在讨价还价、货币换算等一堆庞大的数字里纠缠不休时,我的朋友老米爱上了坐在小酒馆角落里抽烟、写着什么的荷兰姑娘Marit。
百叶窗下的对话是这样温柔地开始的:
“我能请您抽支烟吗?您很美丽。”这段爱情在一个多小时后,随着我们冒雨走回宾馆的脚步结束。夜已经深了,而我们第二天一早要出发。老米在雨中走得歪歪倒倒伤感万分。
在雨里走时,我想,下午是出了太阳的。热带阳光非常绚烂,阳光下是绿色的阔叶树、黄色的法式建筑、红色的凤凰花、紫色的平陵花和白色的大花,每一种色彩都非常纯正,有着强烈的对比效果。如果,是阳光下百叶窗后面的老米遭遇了Marit,说不定就演绎出一个浓烈辛香的版本了。
在热带爱情里,不发疯有什么意思?!我对在回国途中惆怅不已的老米说。